赵翼《论诗》云：“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赵氏之说，可以看出清人的诗学胸襟与抱负。当时持同样观点且有相似表达者还有不少人，但都说得有些过头，难免情绪化。事实上，距离赵氏《论诗》写作至今，时光又流逝了几百年，唐诗仍然在“保鲜期”中，并没有“不新鲜”的陈旧之感。

赵翼所说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倒是符合史实的。就以诗界来说，若以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的入选条件来看，清代诗人中可选出数百人，虽其顶流者难以比肩李、杜，而就群体作总体观照，并不会输于唐人。问题是，诗歌史的涵容不仅是诗人，更重要的是作品。从根本上说，不同时代的诗歌发展之比较，不是比作者的学问和才力，而是比作品的审美特性、思想内涵，尤其是原创基质之比较。依此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清代诗人融摄古今，力追古人，实现了对元明的超越，出现了颉颃唐宋的气象，具有了一些新的素质——其基本评价也只能至此。我二十多年研究清代诗歌，自然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清代诗人开拓新局的一面，但并不认为一代清诗已经达到了可以目空李杜、俯视唐宋的程度。

清诗本身价值与清诗史研究价值有关联性，又并非等同，后者有其自在的、独立的意义。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唐宋以降，诗坛的复杂性呈现出愈演愈深的趋势，元明两代有过于唐宋，有清一代又甚过元明。如果我们认为诗史研究不但要着眼于文学的内部关系，同时应包含外部关系的话，那么清代诗史的复杂性、演变感和精彩度都是历代难以比拟的。它包含了历代诗史的现象，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阅读历代诗史时感触到的某种可能，在清诗史中往往成为真实的存在。沉浸式地感受清代诗坛，或许比沉酣过往断代诗史更能生出一种由源至流的汇聚感、一种集文学现象之大成的总结性。故如果把文学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并为参照系统，将文学感知、文人心态、文本生成同时作为考察内容的话，清代诗史研究无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我看来，清代诗史虽然“十朝”各具成就和特色，但以甲申之变后五十年与辛亥革命前五十年更富有历史的激荡性和文学的演变性，研究的难度较大，但因其复杂、生动而特别值得关注。这也许正是白一瑾女士长期沉潜于清初文坛，持续深入研究的动因。

此书题为《清初京城诗坛研究》，何谓“清初”？对此白一瑾在书中进行讨论，“将其界定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入京，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其间三十余年。原因是，清初的社会心理和文坛风尚，均以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为界，出现极大变化。”她立足于社会文化心理变化所做的分析，我基本同意。虽然甲申之变后的五十年“富有历史的激荡性和文学的演变性”，但并不意味着“清初”的划分就一定下截于清廷立国半个世纪之时。邓汉仪《诗观初集·自序》描述清初历史过程云：“当夫前朝末叶，铜马纵横，中原尽为荆榛，黎庶悉遭虔戮。于是乎，神京不守，而庙社遂移，有志之士，为之哀板荡，痛仳离焉。此其时之一变。继而狂寇鼠窜于秦中，列镇鸱张于淮甸，驯至瓯闽黔蜀之间，兵戈罔靖，而烽燧时闻，此其时为再变。若乃乾坤肇造，版宇咸归，使仕者得委蛇结绶于清时，而农人亦秉耒耕田，相与歌太平而咏勤苦，此其时又为一变。”此“三变”与文化、文学生态有密切关系。当政枢趋于稳定，便以收拢士人之心为务，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招纳天下文人显然是一种宣告，而此际士人的斥拒心理也渐渐淡化，这是有标志意义的。读过作者的详细分析，我颇认可其说，至少觉得这一说法有其自洽性。由此也可见作者在学术问题上具有独立思考的姿态，保持着一种主观自觉。

海内外哲学界近些年来较为重视空间研究，而空间转向是以线性历史决定论为主要反思对象的。它通过将历史叙事空间化反转，试图实现以空间范畴为基础的历史观建构，凸显历史的共时性特征和结构，对探讨历史过程的复杂因素和多元作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路径。这种异于线性描述、分析的叙事和研究方式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京城为辇毂近地，具有五方杂处的特点。在清初这个历史时期，京城不仅是统治者的政治策源地，也是文人群体的聚集之处。其时“群体”特别复杂、纠缠：“京师三大家”“燕台七子”“海内八家”等，连接着的海内文人何止数百？这些文人群体，依照身份有贰臣、新晋、遗民、布衣；依照地域有北方、南方；依照文学观念有唐诗派、宋诗派，以及由唐而出入宋元者；依照关系和情感，有统治阶层的亲随者，有文人脉络中的亲近者。这实在是一个政治时事剧、历史文化剧演出的巨大舞台，诗歌的多重声部在这个舞台上起伏激荡。白一瑾以较为缜密的思维，力图还原现场，从层次、关系、脉络的梳理中建立谱系，使清初三十多年“京城”这个空间的“诗坛”状况得以完整、有序、生动地再现。严迪昌、赵永纪、朱则杰、马大勇、张敏等几代专家都曾对清初诗坛做过相关探讨。此书汲取众家之长而辩证斟酌，自成其说，局面开敞，颇具气象，成为目前清初京城诗坛研究的一份重要成果，也是清代诗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二十多年来，我稍多阅读了一些清人文集，略记得一些清人行迹，亦仅限于此。清代诗史较为复杂，发展脉络不易把握，我尚不足以识断。之所以不辞其请，乃深知这一领域研究的未来在中青年一代。白一瑾是近年清诗研究的劲锐，而他们这一代蔚然成长、呼啸而起，清诗研究方能呈现全新的面貌。作以上引喤之语，既寓读后感受，更包含着无限的期待。（作者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